雷 雨

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则报道 Where Sweatshops Are a Dream， 找不到合适的中文来对应这个标题，大概意思是说在某些地方，很多人希望能在血汗工厂找份工作。 文章中Nicholas D. Kristof描写了他在柬埔寨金边附近一个垃圾集中地的所见所闻。那个“地狱”一般的地方是很多家庭——大人或者小孩——谋生的地方，他们忍受垃圾的恶臭，生化废料的污染……从垃圾堆里刨出一些可以卖给废品收费站的废物，换得微薄的收入以糊口，一些人甚至“住”在垃圾堆旁边。 对这些依靠捡拾垃圾为生的人，他（她）们最大的心愿往往是能去工厂做工，因为“那里至少还有顶棚”，收入比较稳定，而这些工厂就是很多美国人反对的血汗工厂（Sweatshops）. 

Nicholas之所以提出这个议题是因为Obama提出要改善商品进口国国家的劳动标准，目的之一是消除很多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sweatshops。 Nicholas并不赞成这个提议，按照他的了解，血汗工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尽管给工人的待遇不好，劳动环境差，工作存在危险，但对于当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味的要求厂家提高劳动标准，只会让这些厂家雇用更少的劳工同时利用更多的资本，结果就是这些厂家搬去那些资本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马来西亚，最终受害的还是这些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民。

从逻辑和现实上讲，我同意Nicholas的观点。发生在柬埔寨金边这个垃圾场的故事，正发生或者曾经发生在世界各个欠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自不待言，中国大陆以及印度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在佐证着这个观点——自由的市场竞争让穷人也能有机会增加自己的财富，从而改善生活。经济发展本身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而是一个财富不断创造和分配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绝不会顺顺当当，许多问题不得不考虑：腐败，失地农民的安置，政权更替与内战，利益集团的干预…… 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政府想提高一些国家劳工的劳动标准与国内的新劳动法有相同之处——人为的干预劳动合约的签订，最后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伤害那些它本来想帮助的人。比如对国内来说，硬要推动“产业升级”淘汰低附加值的“血汗工厂”，却让大量不具有高级劳动技能的工人失业。

政府之所以制定这些“政治上正确”却不具有可行性的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对现实缺乏了解，或者说他们不清楚这些工人（以及潜在的劳动力）到底想要什么，同时用自己的标准作为大多数人的标准，中国如此，美国也不例外。就在Nicholas那篇文章的后面，有位来自美国的读者（D. Van Amburg, Phoenix, AZ）在留言中提到他在印度工作时的见闻，很有意思。当时他在印度的Chandigar市工作，有一次很晚的时候去一家商店买东西，那里类似于中国的集贸市场，有很多小摊位和门面，晚上的时候很多低收入者就睡在门面外面，他发现其中的一个居然有手机——在他看来一个有手机的人是不太可能露宿街头的。第二天他找到了答案：印度街旁没有公用电话（pay phones），人们便做起selling call的生意，但提供固定电话机服务需要另租门面，很多人就买一个移动电话为需要打电话的人提供服务——这些人最值钱的家当可能就这一部电话了，晚上睡在街边也可以理解。这个例子展示了经济自由之下，人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获取收入，也可称之为“服务创新”——这些是通过政府“规划”规划不出来的。D. Van Amburg的另一个例子更加有意思，他观察到在Chandigar市人们将挖土机弃之不用，换之于使用大量的人力进行地面挖掘工作——看起来相当缺乏效率。但其中的奥秘在于Chandigar市的地下管网错综复杂，既有百年前的水网（意味着缺乏精确记录），也有现代的电网和输气通道，一旦用挖土机挖掘很可能破坏其中一些管道，但人力挖掘可以避免这些。不了解背景的人很容易将这种情况视之为无效率，进而给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药方”。国内也有类似情况，政策制定者觉得工人工资太低——的确，出于某些总所周知的原因，与很多公务员相比他们的工资是很低，但与务农相比很多农民工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硬要去划一条最低工资标准，或者强迫企业与雇工签订长期合约的后果往往是负面的。

补充一点，反对政府干预劳动合约，并不意味着厂商可以为所欲为——必要的劳动保障肯定是必须的，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同的国家和发展阶段来说，“必要”二字大可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