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雨

    一直在思考权力与经济的关系，素材主要不是来自书本，更多的是身边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公务员考试的火爆：为什么绝大多数毕业生将吃皇粮作为最佳选择？周其仁曾有过精辟的分析：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包括精神与物质两种，前者指地位或名望，后者包括工资、工资的稳定性（这一点很重要）、福利（法定以及隐性福利）：办公、食堂、休假、奖金、实物福利，机关房改、车改、医改等等，更重要的部分来自腐败收入（学名：权利租金）。在种种利诱之下，人们的趋利性不可避免的起了作用。我想接着问的是：权力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变现？ 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权力可以转化为收入，这种变现程度的高低与哪些因素有关？中午冲凉，脑海里潜藏的一些碎片竟意外地被激发出来，有...

    估计从大二开始，学校食堂开始鼓励大家将用过的可重复使用的餐盘放在指定的回收地点，以前则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收拾，这样的好处是每个人自己回收的效率比工作人员要高，毕竟诺大一个食堂，几个工作人员总有顾此失彼的时候，特别是赶上下课，一拨人吃完饭，餐盘放得满桌子都是，严重影响后来者的食欲。

    自己收盘子的惯例最早在武大观察到，当时华农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在桂园食堂吃过几次饭后，发现大家都很自觉地将盘子收到门口的回收车里，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这样做，如果不收反而会觉得奇怪，但一回华农，又恢复吃完就闪人的习惯。我想可能各个高校后勤集团互相交流经验时，自己回收餐具的做法从先行的学校流传到后来的学校。

    在华农，最初并没有多少人觉得收餐具是自己的事情，但慢慢的自觉收餐具的人多了起来——一方面学校大力宣传，另一方面大家觉得这样做可能也对彼此有好处——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将餐具放到指定回收地，不这样做往往会被周围的人施以“鄙视”的目光，甚至在心中暗语“素质真差”。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一种行为方式，如果大家都这样做，而且这种方式能为大家带来好处，某些人不这样做，或者说是“搭便车”，便会被认为缺乏素质。一种体现素质的行为方式通过模仿便这样建立起来，经过时间的积累，转化为构成道德大厦的一块小砖头。

    记得去麦当劳吃东西，经常看到老外吃完后把盘子放在回收的地方，周围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这样的行为，似乎也没有人觉得意外——在中国人心目中，去饭店（包括快餐店）吃饭还要自己收盘子，完全是无稽之谈，倒是觉得老外的做法有些过分。

    这是一个有趣的对照，同样是不收盘子，在学校被认为素质差，在麦当却不会有人这样认为（除了少数去欧美留学，在海外习惯自己收盘子的人，回国后才会认为国人在这方面素质有问题）。同样，如果不是学生，不收盘子往往会得到宽容。开学那会，很多带孩子来报名的家长并不了解食堂的这个惯例，不收盘子的情况比比皆是，这种行为并不会被认为缺乏素质，当然也有部分家长通过观察发现了这个惯例并照做。

    其中的差异是什么？我想很重要一个因素是交互过程中的“同理心”，并由此产生的习惯。学校食堂几乎是每个学生每天必去的地方，习惯和由此及彼的“同理心”很容易培养起来，随之而来的好处也较快的被认识到，反之，如果在麦当劳提倡这种做法就要难得多。

（未完待续）

周老师：
     关于学校自然景观被破坏，以“工业化”代替“生态化”，大肆破坏自然景观的短视行为，我也深感痛心，曾经想过建立一个数据库，将学校的植物和动物资源，以电子影像的方式纪录下来，却因为精力和财力所限，一直停留在计划中，现在看来，这个计划即使要实行，怕是已经错过太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是对美的感受，其二是对生态价值的评价。
     首先，工业化浪潮已经使得大多数人失去了对自然的审美兴趣，更为严重一些，失去了对自然的审美能力。和你一样，我倾心于自然而富野趣的狮子山，喜欢曾经的南湖湿地的水杉林，这种审美能力来自于人的天性，但工业化以及社会分工，人们日益忙碌的生活，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使得很多人不知不觉中对自然失去了兴趣，特别是学校决策制定者。环顾四周，还有多少人会抬头仰望美丽的星空？还有多少人能细心聆听耳边的鸟鸣？从另一方面讲，这是目前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妆运动”在学校的延伸，这一称谓来自北京大学景观设计中心主任俞孔坚教授，包括“强调气派、规整、几何、装饰的形式美，包括轴线式的景观大道、大型礼仪和纪念广场，纪念性、符号性建筑，附庸风雅的华丽雕琢，大型展览性公园的建设，水系整治的硬化、渠化和形式美化，各种临时性、以礼仪和装饰为目的的街道和公共场所的美化工程”，目前出现在学校的种种建筑，与俞教授的描述，不谋而合。
    其次，城市决策者以破坏南湖生态为代价，填湖修路，填湖盖楼，表面上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实际上付出的代价远不是现在所能估量的，尽管传统生态经济学将生态的价值归为资源价值、服务价值和存在价值，但这一新古典经济学语境下的评价标准值得商榷，最近再看的《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书中，有个关于热带雨林的例子，令人印象深刻，摘录如下：

  　……

 

　　离家不远的地方又开了家超市,生意相当不错,除了超市,集贸市场以及路边的门面都因为过年显得热闹许多.人们选着年货,把吃的穿的用的往家里搬.特别很多从乡下来的,开着小四轮,如同赶集一般.

　　尽管可享用的东西越来越多,年味却越来越淡了——物质的丰富,衬托出年的冷淡。昨天偶尔看到电视里介绍“节”的来历，所谓“春节”，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象征，是中国人周而复始一年生存时序的起点，当然，这是漫长农业社会的产物，春种秋收，从此展开。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春节的式微似乎不可避免。春节的意义在于对农业生产以及自然的祭祀，这与农业生产中一家一户自己自足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连。对农民来说，土地是根本，所谓“望天收”，家户间极少有农业分工，“老天”要比分工更能决定农民的收成。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下产生的春节，要比我们现在过的节有趣的多。小时侯回老家，很多人家都会自己酿酒，尽管工艺并不复杂，但单凭一个人，也满困难。首先准备好糯米，洗净，上笼蒸，把蒸好的原料晾冷，加上发酵的酒曲，在一个大缸里发酵，根据需要发酵的时间长短不同，以及酒曲的不同，酵出甜糟或是黄酒。大人忙着淘米，准备家什，小孩子则等着吃蒸好的糯米制成的甜品，其乐融融。除了酿酒，还要腌菜，炸麻花，准备蒸菜等等，一家人一起为春节做准备，在劳作过程中，感情自然得到了交流。现在呢？直接去一家商店，验货，付帐，走人。的确，你可以吃到“希波”肉串，“三全凌”汤圆，甚至台湾“大枣”，选择增加了，生产效率提高了，年味却不知不觉淡了下来。

　　如史华泽论现代文明生活之弊端 中所言，“工商业使人离开其土地与乡村，也使人离开其父母与祖宗之坟墓”，这一点在目前尤其明显，春节或者中秋，纪念的意义逐渐淡去，代之以合家团聚为最大之目标，今年“40天的春运期间，中国将有创纪录的20．42亿人次奔波在归乡、再返程的路上”（我想这个计算数据是把每一次换乘计算在内）。这个时候再提春节的传统，不太适宜，工业社会与春节似乎格格不入。

　　工业化、劳动分工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其习俗，适应新生产方式和国情的纪念方式却没有完备，春节的淡化，不足为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多半的读书人，都会有此鸿鹄之志——对经济学者来说，改进社会福利成为当仁不让的责任。起初我也这样认为，但张五常在《经济解释》卷三《制度的选择》中说道“既然没有证据经济学可以改进社会，解释世事是剩下来的唯一用途了。”此前印象很深的一本小册子，题目就叫做《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著）。上午的一次课，让我对这种说法有了点滴认识。
     《物权法》讨论课上，一位同学颇为自信的上台讲解自己的论文——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问题”的探讨，大意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使用权）抵押出去，从而获得启动资金扩大农业生产，进而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形成规模经济。乍一看起很有道理，深究下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首先是农村金融滞后；其次农村尚无基本保障体系，一旦农民投资失败失去经营权，将无以为生；再次，经营权在清算时，除非农业收益率较高（取决与规模，市场，技术等条件），否则难以找到接手者。当然，作者在文章后面的政策建议中，提出“加强农村金融建设”“建立农村低保”“发展第三产业”等，不一而论。总之，在这些条件完善的情况下，经营权抵押问题可以得到妥善解决。但这可能吗？这些“政策建议”，每一项的解决，都不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问题”简单，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他这个问题怕也不存在了。
   这个简单的例子，只想说明经济问题不能单靠经济学来解决。现在很多文章所谓经济学研究，只是经济政策研究，而经济政策研究又往往用一系列美好的空想，保证自己要论证的论点成立。这样的文章，不要说现实意义，连丝毫的学术价值都谈不上。翻开很多“学术”杂志，从背景到现状，从问题到对策，形式完好，却言之无物。（这也说明严肃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不是对立的，很多应用研究往往只是打着研究的幌子）
     这个例子也让我明白张五常那句话的道理所在，不管是新制度经济学，或是新古典经济学，甚至应用方面如国际经济学的研究都是为了解释世事而存在（所谓“里昂替夫之谜 ”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而改造社会这等异常艰巨任务，非经济学者所能为。